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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1-19 00:46 点击:
鲁西奇:从日常生活中感悟历史 理解历史 像中国这样庞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实体,涵盖了多种经济形态,包括了数十个不同渊源与文化背景的“人群”,内部有着如

[摘要]像中国这样庞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实体,涵盖了多种经济形态,包括了数十个不同渊源与文化背景的“人群”,内部有着如此巨大的文化差异,它是怎样形成、又是如何维系其“统一性”的呢?

【原文编者按】厦门大学历史系鲁西奇教授这学期在台湾暨南大学教书,本文就是他刚刚在暨大完成的。

2014年鲁教授出版了《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一书。这篇文章是对相关批评意见的一个回应,凝聚了他这几年来的新思索和新见解。为撰写此文,他还自学黎曼几何,做算术题。他说自己研究中国的历史地理,都是从生活的经验出发:“我也更愿意停在路边,仔细观察一草一木,以及碌碌奔波的蜜蜂蚂蚁,而不愿在空中飞行,俯瞰苍茫大地。地方差异、文化多样、对地方感知的差别,对我而言,是生活的经验而不是学理的探究。我更愿意从生活的经验出发,想象自己就如曾经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生活过的一个不曾留下姓名的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自己的草庐前和邻居大碗喝水(没有酒),共话桑麻,听婆娘唠叨,儿女哭闹,一起痛骂官府老财。然后死去,归于黄土。”

这是一篇“莫名其妙”的文章,讨论的是“莫名其妙”的问题。但多读几遍,或能理解这份“莫名其妙”(或者说“苦心孤诣”)。这是一位纯粹的学者的思想结晶。

鲁西奇:从日常生活中感悟历史 理解历史

空间的结构及其“被结构”

在《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的“代序”里,我曾经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在一个没有桌椅的教室里(即在每个方向都一样的平面内),老师任意选择一个位置,学生散立周围,以便看到老师,并听到老师的讲话;他们的排列易为半圆形,成排地面对老师,而且是密度很高地靠近老师。在这里,老师与同学们组成一个“空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区位”),人与人之间存在“距离”, 每个人的目光都指向一定的“方向”,并共同构成一种存在内在“关联”的空间。

我用这个设想中的场景来描述空间及其构成要素:位置、距离、方向。事实上,空间及其三要素,奠定了《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的基本分析框架:(1)空间的分划,导致了“区域”观念,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特别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条区域性道路”等认识(卷一)。(2)位置与距离的分析方法,直接启发了“核心”与“边缘”的讨论,其中,对于不同地区与集团在政治与社会体系中的“位置”与“距离”的思考,引导我重新界定“核心区”概念,关注“内地的边缘”以及“边缘区域内边缘人群中的‘核心集团’”等论题(卷二)。(3)位置、距离与方向三要素的综合考虑,则是城市与乡村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对于城市威权意义的强调,展示出权力从中心位置发生并扩展的模式;对于乡村居住的集聚与离散两种倾向与事实的分析,则将村庄的位置、村落相互间及其内部家屋庭院间的距离以及村庄分化的方向等因素放在一起,加以综合的考虑(卷三)。

因此,《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的“结构主义”倾向非常突出。我试图主要运用建基于欧氏几何的空间观念与思想方法,以空间分划(二维与三维空间)以及位置(点)、距离(线)、方向(坐标)等欧氏几何中的空间要素作为分析指标,构想并描述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蓝图及其历史发展轨迹,并以“结构”的形式将之展现出来。多样性区域、核心区与边缘区(包括内地的边缘)、集村与散村,既是空间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也是运用此种方法认知中国历史过程的结果。所以,“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是“被结构”出来的。

无需讨论中国历史进程自身的“结构”形式或“内在的结构性”与作为认知框架的“结构”范式(或者可以称为“认识的结构性”)之间的关联,因为实际上,前者在根本上也不过是一种“认识”,其所谓“内在的结构性”也仅仅或主要在认识论上具有意义。关键在于:中国历史的“认识的结构性”(无论是空间结构,还是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等等结构),都是研究者或思想者“主观”“建构”出来的,都是“被结构”的。“被结构”出来的“结构”如何且不论,重要的也许是研究者或思想者建构某种“结构”的“主观”意图究竟是什么。

我本来无意于“建构”这个“结构”。在我早年的学习与研究生涯中,我曾倘佯于襄阳城下的鱼梁洲滩头,看落日舟渡,听逝水呜咽;也曾站在五门堰的堰坝上,遥想前人生计之艰,费力之巨,技艺之精;偶尔,我会抬起头来,看山峦起伏,草木无言,或者满天星斗,宇宙空寂。直到今天,我也更愿意停在路边,仔细观察一草一木,以及碌碌奔波的蜜蜂蚂蚁,而不愿在空中飞行,俯瞰苍茫大地。地方差异、文化多样、对地方感知的差别,对我而言,是生活的经验而不是学理的探究。我更愿意从生活的经验出发,想象自己就如曾经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生活过的一个不曾留下姓名的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自己的草庐前和邻居大碗喝水(没有酒),共话桑麻,听婆娘唠叨,儿女哭闹,一起痛骂官府老财。然后死去,归于黄土。我非常羡慕研究中古北族的罗新教授,如苍鹰一般掠过草原、沙漠,纵横万里千年,看狼烟起灭,天下浮沉。但我终不过是南方山谷里的一只燕雀而已。

可这是一只“中国燕雀”,生活在中国南方山谷里的一只燕雀。我不能不去想:我所生活的这个山谷,在这个世界的什么地方,它的(不是我的)往世与今生又是如何。我需要确定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我与他人间的距离,以及我可能盘旋或飞翔的方向。同时,作为教师,我还有责任和同学们一起去思考并讨论这样的问题。虽然自己是雀燕,却不得不努力鼓励、引导同学们成为鸿鹄苍鹰。在《多元、统一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可能的?》(刊周宁主编《人文国际》第2期,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我曾经这样写道:

今天,任何没有偏见的学者都不会怀疑中国文化与作为政治经济与文化实体的“中国”在整体上的“统一性”,以及这种统一性的长期存在和稳定延续;同样,任何一位没有受到狭隘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等意识形态障蔽的学人,也不会无视这种“统一性”掩盖下中国内部各区域间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不同区域与人群间明暗相间的矛盾与冲突,也不会无视这种多样性与多元性乃至矛盾与冲突的历史基础和未来前景。由此,就向历史学者(以及人类学者、社会学者乃至“文化学者”)提出了一个无可回避、也最具吸引力的课题:像中国这样庞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实体,涵盖了多种经济形态,包括了数十个不同渊源与文化背景的“人群”,内部有着如此巨大的文化差异,各区域所走过的历史进程又是如此地不同,它是怎样形成、又是如何维系其“统一性”的呢?换言之,“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中国是如何成立的?中国历史的“统一性”是如何体现的?或者说,“多元而统一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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